《西廂記》藍本《鶯鶯傳》小考

《元白詩證史之<鶯鶯傳>》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經人整理的遺著。針對我國文學巨著《西廂記》其藍本《鶯鶯傳》中人物的真實性爭議，先生從作者元稹和白居易的詩歌中尋找史料進行考證。元白二人交往甚密，多有詩歌互動。陳先生這篇遺著見于《新華文摘》2003年11期，筆者以這篇遺文為據，以自己的理解轉述他的觀點，也偶有一得之見，乞教于方家。

一

宋人王铚（性之）在《辯傳奇鶯鶯事》中說《鶯鶯傳》中的張生就是作者元稹，進而斷定鶯鶯就是崔鵬之女。

其主要理由是元稹的外祖父是鄭濟，而唐代《崔氏譜》記崔鵬“亦娶鄭濟女”，可知崔鵬女和元稹是中表關系，這和傳奇中說崔母是鄭女，張生和鶯鶯“中表相因”正相符合。其二是說從元稹的詩作《春詞》二首的記載，也證明張生的原型就是元稹。

對此先生持以否定，指出王性之說元稹的姨母是鄭濟之女，但在今存《元氏長慶集》里得不到證實。王性之又說，其友曾見過《崔氏譜》，說崔鵬娶鄭濟之女，否。如果這樣，崔氏門第高過韋氏，元稹何以要對崔氏“始亂終棄”而別求韋氏呢？因為崔姓為北朝隋唐第一高門，且為社會上貴婦人之泛稱，元稹所為，理上解釋不通。他指出，自宋以來，皆以鶯鶯實有其人，而且還有鶯鶯的碑文，數不止一，然而這些都是假的。這些墓志銘本是崔姓婦女的，只是有人從中挖改，便變成鶯鶯的了。

筆者以為，至于《崔氏譜》，王性之聽其友說的，不是自己目睹所見，不可輕信。其實，北宋時蘇軾認為《鶯鶯傳》里的張生就是詩人張籍，也當別論。顯然這也是一種推測，也沒說張生就是元稹。依王性之的說法，這事原有資料可查，有依據可證，那為什么唐人，如元稹的好友白居易、李紳等有詩涉及此傳，卻不出來作證說是元稹呢？

而王性之說鶯鶯是崔鵬之女，也值得探討?！短茣緜鳌酚杏涊d，崔鵬累官至禮部員外郎，柳宗元亦官至此職。柳宗元曾以晚生輩稱“侍坐崔比部”。柳宗元與元稹也相識有交，且曾在元稹妻韋氏的祖父韋夏卿處為文書，同韋相的侄兒群玉也有深交，許是見過元稹的原配韋叢。崔鵬大約與韋相年紀相仿。然而柳文也從未提及見有崔女鶯鶯一說。

如陳先生所說，《鶯鶯傳》原名為《會真記》，時為一文題總稱，為多人所用。元稹亦然，且不僅襲用舊題，也因襲了舊姓。原為元稹以應科策之試，在策林之后，附有此篇，有自我介紹之意。這也就否定了張生即是元稹一說。

這樣說來，王性之所說“可知崔鵬女兒和元稹是中表關系”，也就不能成立。

二

元稹在《鶯鶯傳》中著力塑造崔張兩個人物，如陳先生說的，《會真記》中主人公張生，自然是元氏自托，至于鶯鶯，顯然是文學性的形象塑造。

筆者認為，如果說張生有點憨態可掬，那么崔氏就顯得神情高雅。崔氏是一代佳麗，舉止端莊，才思敏捷，識見過人。對于這樣的人物，元稹似覺敘述還不盡意，寫了《會真詩》三十韻著力描繪，又借詩人楊巨源的《崔娘詩》予以概括，還有李紳的《鶯鶯歌》命之為《鶯鶯傳》。多年之后，元稹又寫了《夢游春》詞，其中細細考察了鶯鶯的衣著、外表、妝束，論述了她的淡妝修飾，亦發顯得鶯鶯的天生麗質。這在元氏所寫的《有所教》中也有生動的詩句描寫。陳先生指出，元氏《夢游春》詩，如《高唐賦》有“視崔氏若宋玉視神女一般”，又說“詩的前一段，決非寫的普救寺，所寫應是《游仙窟》的情景，可見詩的地點也改了，正所謂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”。

陳先生指出元氏艷詩，是為鶯鶯所寫，詩中總稱雙文，如《鬚仙傳》里的人物，當時女名多用雙文，如七七、三三、曹九九。其中，九九聲如鶯啼，推論其名是否元氏筆下的崔鶯鶯，尚難肯定。又說曹姓女子，是指時下蒲州的外族女子，即為胡姬，或為酒家胡（人）。

筆者查閱《唐人選唐詩》，調集元稹一組艷詩，顯然筆下寫的就是崔鶯鶯，而不是妻子韋氏。韋氏無才和貌，只是有德有恩于元稹，而崔氏深諳詩琴書文，是元稹心中如仙一樣的存在。所以，元稹所寫的《離思五首》，“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叢懶回顧，半緣修道半緣君”，是說崔氏的高雅如仙。有一說是此詩句是元氏對亡妻韋氏的深情表達，顯然不準確。

元氏《雜憶五首》，首首有“雙文”，是專為鶯鶯寫的。

三

陳先生說，元氏寫《鶯鶯傳》，是應試科策的作文。

唐代小說起自貞元、元和之時，也是文備眾體，以便遇到機會呈給主考看的。這文章有賦、詩、策，稱作行卷，其中的史才、詩筆、議論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筆者以為這議論如同韓愈說的“文以載道”那樣，是文章的主旨。

陳先生文中，張生“舍棄鶯鶯，是因為她不是高門，自己是心向高門，主考對此顯然首肯，以為君子之道”，當然這是一種推論。他先說過，鶯鶯的崔姓不可靠，在《鶯鶯傳》之前已有的《游仙窟》里，人物就有張（文成）和崔（十娘）。其后又說即是鶯鶯崔姓，也是出身寒門。筆者以為，元稹在《鶯鶯傳》里已經點明，“崔氏之家，財產甚厚，多奴仆”，是“崔氏孀婦，將歸長安，路出于蒲，亦止茲寺”，已見是名門大戶。

崔氏終被見棄，張生說是“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，所以忍情”“大凡天下所謂尤物，不妖其身，必妖其人”。他舉出殷周滅亡之例，“然而一女子敗之”，對此“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”。筆者以為元稹這里是借張生名義，認為鶯鶯如同帝王之寵幸，是有點夸大其詞。陳先生也說，對此白居易也似有察覺，為此寫了《長恨歌》以楊貴妃影射了崔氏。這也應是元稹之意，只是沒有把它說出來罷了。

《鶯鶯傳》寫于元稹娶韋叢之后二年，陳先生論及韋氏比起鶯鶯，顯得其無才無貌，但有德且善于持家，這在元氏寫的《遣悲懷》三首，己見是專為韋氏的頌德之作。元稹同韋氏的結合，應是政治婚姻。攀附高門，也是社會時俗，只此也見鶯鶯女的崔姓確非真有。要不放著天下第一高門不用，簡直不可思議。這里元稹自感德不勝妖，大有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之意。

盡管此說有點勉強，也當迎得主考的認可，以致元氏在科制中拔得頭籌，獨占鰲頭。陳先生也說元氏此一段是迂腐論調，指其為人，用情不專，對崔氏如是，對韋氏亦非多情。韋氏死后，即納妾裴氏，違背了自己的誓言。

所以，《鶯鶯傳》如陳先生說，元氏是“利用了社會沿襲北朝重門第婚姻的舊風俗，在情愛上樂于去舊就新，名實皆得，足見其為人之多詐”。所以說，“雙文（鶯鶯）非負微之，微之實先負之（雙文）”，以至說出“一夢何足云”的輕慢自負的話。然而從《鶯鶯傳》對崔氏女的描寫，卻是那樣的白璧無瑕，以至在《離思五首》中還寫“須臾日射胭脂頰，一朵紅酥旋欲融”，“尋常百種花齊發，偏摘梨花與白人（鶯鶯）”。這樣的絕代佳麗，又才思過人，配上張生文郎，正當是天公作美，何以妖見？

所以其后，歷經文士藝人不斷加以再創作，更加豐滿充實，使其得以完成“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”的宿愿，應許了人民群眾對美好事物的愛護，視為珍寶，只信其有，不說其無，都當是約定俗成，人之常情了。